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民建中央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

  摘 要：随着数字化的经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我国实体经济形态从实物经济形态向实物经济、数字化的经济、服务经济转变，且数字化的经济、服务经济形态占比持续提升,在发展中面临差异化、个性化等问题，建议制定有明确的目的性的产业政策、市场主体政策和模式创新举措，以三大经济形态的协同发展推进经济在中长期内实现新一轮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的经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我国实体经济形态日益丰富化，正加速从过去以实物经济形态为主，向实物经济、数字化的经济、服务经济三大形态并存转变，且数字化的经济、服务经济形态占比持续提升。2000—202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40%降至32%，其中纯制造业降至26%，而数字化的经济凭借其高创新性、广覆盖性、强渗透性实现对实物经济和服务经济的深度赋能，占比从2015年的27%快速提升至42%，同时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也从40%提升至55%。可以说数字化的经济和服务经济慢慢的变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实物经济、服务经济、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驱动因素各有差异，所需的宏观支持政策也不相同。然而当前我国宏观政策仍主要以实物经济的投资、消费、出口需求为主要调控目标，难以对数字经济和服务经济起到明显效果，这也是近年来宏观刺激政策效应不强，市场主体获得感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要全面优化政策理念，把增强数字经济、服务经济发展动能纳入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体系中，从三类经济形态面临的差异化、个性化问题出发，制定出台更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市场主体政策和模式创新举措，以三大经济形态的协同发展推进经济在中长期内实现新一轮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数字技术变革推动我国经济形态日渐丰富，新型消费方式、新型技术运用、新型数字场景及新型科技类产品层出不穷，传统三大产业的分类方式已难以有效反映经济运行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传统制造业及实物商品消费在经济运行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以数字经济和服务经济为代表的新型经济形态日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数字经济形态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数字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为基础、通过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赋能实体经济的经济形态，既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也正在重塑许多传统行业。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创新、数据要素普及应用以及相关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据中国信通院测算，美国、中国、德国分别为全球数字经济体量排名前三国家。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7万亿元，数字经济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6.45%，有效支撑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服务经济形态快速发展，重要性日益提升。服务经济形态以提供有形或无形服务为主导，涵盖领域广泛，包括信息、交通、餐饮、文化、教育、医疗、娱乐、金融等。随着欧美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经济形态占比不断上升，当前已达到70%～80%。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企业部门对于专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不断提升，服务经济形态既是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服务经济形态占比已超过50%，仍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实物经济形态占比下降，但仍占据重要地位。实物经济形态是以生产和交易有形商品为主导的经济形态，狭义的实物经济主要指制造业，广义的实物经济还包括与原材料采集相关的农业、采矿业，与基础设施相关的电燃水生产供应业，与运输相关的交运仓储业，以及与终端销售相关的批发零售业。纵观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制造业占比逐步下降，对应实物经济形态占比整体降低。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制造强国及新型工业化发展，制造业占比虽呈下降态势，但当前仍达27%，广义实物经济形态占比超过50%，实物经济形态仍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基本盘。

  不同于传统的产业链上下游结构，当前数字经济已形成“核心产业、转化平台、应用场景”的三段式结构，核心产业提供基础技术和数据，转化平台构建底层技术和应用之间的桥梁，应用场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然而产业在三大核心环节仍面临不同层面的制约。当前促进数字经济更好发展，要聚焦核心产业、转化平台、应用场景“三段式”差异化需求，出台针对性政策，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环节的发展潜力。

  在核心产业上要聚焦算力发展，提升核心产业对数字经济的赋能。算力是数字经济的底座，是集信息计算力、网络运载力、数据存储力于一体的新型生产力。当前我国已进入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期，然而当前算力发展仍面临芯片“卡脖子”问题、算力基础设施不平衡和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未来做强数字经济的内核源动力，一是要加大科研投入，重点支持算法和数据技术等领域的研发，支持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节点间的网络传输能力，降低数据传输延时，提升计算资源供给能力，确保数据传输的高效性和可靠性。三是要统筹优化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加快构建算力、算法、数据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充分利用“东数西算”工程，开展跨区域算力高效调度探索，高效用好算力资源。

  要以国家级数字工程为引领，挖掘释放数据要素潜能。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但当前还有大量数据未进入开发利用范围，要探索通过若干重点国家级数字工程，充分挖掘潜在的数据资源价值。例如过去我国在脱贫攻坚行动中积累了大量数据，要通过国家级数字工程，在两轮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的数据基础上，持续收集整理居民收入、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通信网络、数字基础设施等数据，加强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完善国家扶贫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库，为跟踪人口流动趋势、研究消费调控政策、夯实脱贫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再比如我国已经形成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江河战略”，两大流域均具有较强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人流等数据资源集聚优势，要积极打通两大流域数据流通壁垒，推动中心城市汇总、储存、分析、运用好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保护领域数据，通过数据要素的整合、数据挖掘来实现对两大流域经济产业及经济的赋能，推动两大流域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让两大流域城市群向更高层次迈进。

  要围绕大模型，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转化融合平台。当前在数字经济转化平台环节，人工智能大模型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高地，大模型既可以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也在应用的智能化上发挥关键作用，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技术上、数据集的质量上仍面临较大挑战。未来进一步提升大模型的转化能力，一是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积极推动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展通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科学智能、城市大模型等前沿研究，研发下一代模型架构和训练方法。二是要加快出台数据集质量测评的相关标准，聚焦性能、安全、伦理、适配等方面，建设国家级大模型测试验证与协同创新中心，并鼓励大模型创新企业依托中心开展相关测试评估。三是要积极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新型工业化，加强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研发布局，推动人工智能在工业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等重点场景和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领域深度应用。

  要加快明确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打造的标准和路径。当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数字场景打造整体呈现较强的分散性和自下而上的特征，普遍以“急用先行”为原则，在若干领域集中打造应用新场景、产业新项目。然而由于缺乏全国层面的应用场景打造计划和推进标准，各地区、各行业打造应用场景的进度、能力、质量差异较大，难以发挥我国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和规模效应。近年来数字化场景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因此当前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以规划为引领，围绕“十四五”规划中明确的十大数字经济重点应用场景，明确数字经济场景打造的重点范围、打造路径、打造标准、制度建设和场景推广要求。二要推动各部委加快发布各自领域应用场景打造的参考指引，从全、从细明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应用环节，为地方应用场景的打造提供参考。三要支持地方尽快部署开展适配新场景的制度、规则研究，针对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领域，组织调研目前场景规则的障碍，探索场景应用规则调整机制，明确规则调整的牵头机构、试点范围、调整程序，做好新场景规则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衔接和适配。四要鼓励各省市以科技部门、大数据管理部门牵头打造应用场景建设联席会，统筹地区场景资源，制定应用场景需求收集机制、发布机制、对接机制，绘制中长期场景建设“路线图”，强化应用场景全链条产业培育服务及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措施，进一步激发各领域开放建设应用场景活力。

  按照共性特征，可以将服务业分为功能型、专业、社会和其他生活性服务业，其中前三项是我国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我国功能型服务业、社会服务业面临突出的体制性障碍，专业服务业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影响服务业发展整体效能。当前推动服务经济形态更好发展，要加快突破三大服务业的制度瓶颈、能力瓶颈，明确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举措，充分发挥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作用。

  要打破功能性服务业竞争性环节的垄断问题。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功能性服务业在上中游的网络型基础设施有典型的网络化和规模化经营特征，具有自然垄断属性。过去我国这一类型产业依靠自然垄断优势向下游竞争性环节延伸，导致民营企业在下游竞争性环节面临事实上的进入壁垒。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当前一方面要保障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功能性服务业网络型基础设施的垄断规模效应，推动将有线通信网络、电网、水网等自然垄断环节从整个行业体系中分离，并逐步实现独立运营。另一方面，要参考近年来电信行业在数据托管、云服务等增值服务等方面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的经验，以市场化和培育有效竞争为目标导向，加快放开可引入竞争的环节，面向社会资本扩大市场准入。例如在公路铁路行业，要在保障公路铁路建设、维护等环节的垄断规模优势的基础上，加快放开服务区运营、管理系统等运营环节的市场化竞争；在公用事业领域，要进一步推动在电量电价、发电技术、能源管理、辅助服务等方面放开市场化竞争，创新技术和服务模式。

  要做强专业服务业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转型升级。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均高度重视专业服务业发展，过去二十年美国专业服务业增加值规模从不足8000亿美元上升至3.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13%。相较之下，我国对专业服务业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缺乏系统规划引导，难以适应当前产业发展环境变化。当前一是要加快出台促进专业服务业发展的系统规划，全面提升专业服务业的战略地位，聚焦信息、商务、科技服务中的核心问题，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二是要强化专业服务业的标准建设，大力促进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标准化相关的专业服务业发展，为产业链上下游提供标准化整体解决方案。要重点加强新兴产业领域的标准制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强化关键技术标准化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推动“中国标准”逐步成为“全球标准”。三是要加快推进专业服务业领域事业单位改革，参照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方向，提升自主经营权，逐步减少对特定专业服务企业的“隐性”补贴。四是要加大专业服务人才供给，完善技术经理人、科技咨询师、评估师、信息分析师等职业技能认定和评价体制，打通专业服务业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要在公共服务业领域加快完善多元化供给机制。我国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政府主导型产业，过去民营企业进入面临一系列制度瓶颈。其一是准入边界不清晰问题，现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主要从行业准入门槛、准入许可、投资比例限制等方面进行规定，对于能否上市融资、资本化运作等实操类准入要求很少提及。其二是与事业单位的体制性不对称问题，尤其在教育、医疗等领域，民营企业与事业单位的公平竞争难度较大，民营主体运营难、盈利难的问题显著。其三是多元价值评价问题，公共服务业的价值评价具有多元性，既要关注营利性，还需要兼顾公益性、福利性、普惠性、社会公平等方面，过去民营企业进入相关行业后没有获得及时准确的政策引导，而当民营企业触碰到价值评价底线后，相关政策的应急性出台又严重损害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导致“准入不敢入”的情况。因此当前一是要探索制定出台公共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在现有的行业准入门槛、投资比例限制基础上，对能否上市融资、资本化运作、准入边界等内容做出详细规定，减少政策的模糊性，确保“非禁即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地见效。二是要加快部署研究和处理好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问题。一方面要聚焦事业单位与民营企业的人才引进问题，彻底清理按企业性质制定的差异化政策，加快完善民营企业档案管理、职称评定等制度，在人才住房、子女教育、协会评审、培训名额等做到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聚焦事业单位与民营企业的竞争地位问题，以“严格进入、平等发展”的原则健全民营企业在公共服务业的发展机制。三是要加快探索构建服务业领域的多元价值评价体系，推动多元价值评价结果运用，激励民营企业将公益性、普惠性、公平性融入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正反馈机制。

  当前实物经济在我国仍占据重要地位，是制造强国的经济基础，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的重要保障。应对新挑战，要加大对实物经济形态的宏观调控力度，同时集中力量和资源重点突破西方国家贸易封锁、产业制裁，打好政策提前量，夯实实物经济形态的基础盘作用。

  进一步明确高端产业供给中最迫切的卡脖子环节，以“急用先行”为原则引导企业集中精力攻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打好高端产业卡脖子技术的攻坚战，但与此同时近年来卡脖子问题也逐步泛化，从最初的技术卡脖子，当前已延伸到质量卡脖子、产业链配套卡脖子等领域，导致部分政策的着力点较为模糊，不利于集中攻关。当前要加快探索设置高端制造“卡脖子”调研专班，全面摸排全面梳理当前我国高端产业领域的薄弱环节、薄弱链条、薄弱产品，形成高端制造产业“卡脖子”清单。

  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要以市场需求为标准进行筛选，聚焦一批具有经济性的产品集中突破，避免卡脖子攻坚行动的泛化和情绪化。另一方面要以“急用先行”为原则，聚焦“造不出来”等核心技术问题加强技术攻关，将举国创新体制、政策资源支持、龙头企业及链主企业创新优势向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研究集中。要持续鼓励链主企业与配套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新型研发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以合作开发、委托开发、订单保障等方式，引导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攻关“卡脖子”技术，同时明晰联合创新成果的界定和分享规则，构建长期合作的利益分享机制和信用机制。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来推进高端产业国际合作。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进一步打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既要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掌握创新主动权和发展主动权，又要以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和产业技术联合研发为源动力，推动相关产业实现颠覆性突破。当前一要发挥我国庞大市场优势、科技创新优势、政策支持优势，以产业链联盟、合作开发、委托开发、股权并购等方式，引导国外龙头企业持续加大在中国地区的投入和投资。要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围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需求交叉点凝练若干重点任务，共同组建研究团队、开放科研平台、共建联合实验室，并为相关科研人员提供相应保障。二要打造一批国际创新孵化中心。通过基金投入、孵化介入、研发合作等方式，强化境内技术成果转化，完善技术转移转化中介服务体系，培育特色产业和应用场景，促进合作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有效落地。三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国际技术合作方面的优势，支持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国际化技术经营公司等方式，与发达国家企业进行联合技术攻关，并推动境外技术转移示范应用。

  积极应对实物经济出口贸易风险，做好应对预案。未来一段时间，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将成为影响我国实物经济外需的重要因素。当前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出口风险，针对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加征关税的时间点、力度、节奏进行敏感性分析，提前储备相关的出口信用保险、出口退税、信贷支持、财政补贴等应对措施，夯实外贸基本盘，帮助出口导向型企业渡过难关。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出口结构。从区域结构看，当前中东、非洲、东南亚、中亚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已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增量市场。要继续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关税减让优惠措施，以RCEP成员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积极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国际商品交易平台、市场需求对接平台。同时要大力支持企业出境参展，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性论坛、行业峰会等活动，用好国际主流媒体的宣传和品牌推广作用，不断提升我国国产品牌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积极助力企业出海。

  总之，在数字技术新变革下，未来宏观政策取向一方面要加快转变当前以实物经济为主的调控思路，更多从三类经济形态的新特征、新问题出发，分类施策，提升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尤其是要加快出台推进数字化的经济和服务经济形态快速发展的针对性政策。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各类宏观政策之间的协同性和取向一致性，关于平台经济、互联网企业、数字要素及服务业相关的政策都将直接影响数字化的经济和服务经济形态的发展，要注重各类政策的集成效应，防止出现政策合成谬误问题，切实提升各类市场主体的政策获得感。